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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专访丨新冠肺炎遗体解剖第一人刘良这场解剖让医生不再“蒙眼”上战场

每经记者 鄢银婵 滑昂    每经编辑 魏官红    

整整55天,刘良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稍稍放松了。

“新基建”有啥不一样

但说服家属谈何容易。“家属不同意,其他方面再怎么努力都没辙。”

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提出,要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眼国家长远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

2月16日凌晨1点,首例新冠肺炎逝者遗体解剖工作开始。

晚上9点,刘良接到了张定宇的电话。“他说有一个可以做解剖了,赶紧过来,这比我想象的快多了。”刘良说,当天上午他就收到了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的肯定回复,当时他乐观估计,尸检落地还需要2至3天。但实际上,从卫健委打破常规到尸检落地,前后不过10个小时。

直到2月15日,这一僵局才被打破。当天上午11点,国家卫健委在武汉召开关于病死病例尸检讨论会。下午6点左右,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金山区亭林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郑永华在金银潭医院做交接班工作时,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给他打来电话。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传统基建投资中,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情况。而在新型基础设施领域,许多地区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加大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仅可以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发展,还关系到长远发展。”万国数据服务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黄伟说。

随着疫情愈发严重,看着死亡数字不断累加,刘良心里也很着急。

在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看来,“新基建”的价值不仅在“建”,更在“用”。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相比,“新基建”不仅可以有效优化供给能力,也能够进一步引导和满足消费升级。

虽然硬性条件受限,但刘良认为疫情之下可以“特事特办”。他在1月中旬就开始筹备人员,组成了一支解剖团队,并形成了一份指导手册,在其他涉刑事案件的解剖工作中进行了演练。

新冠肺炎的临床治疗,确实在现实中遇到了瓶颈,瑞德西韦、阿比多尔等药物一度被奉为治疗新冠肺炎的“神药”。截至目前,已有300多项有关新冠肺炎临床研究项目上马;特别是1月31日深夜一则“研究发现: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更是引发多地群众排队抢购。

新冠肺炎逝者遗体解剖第一人刘良和他的团队

据了解,目前开展遗体解剖必须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有行政部门和卫生部门的批示;二是患者的捐献,尤其要得到家属的同意;三是需要一定的场所;四是要有一支专业素质非常强、有经验、经过多次演习的遗体解剖团队。

新型基础设施,是相对于以往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而言的,涉及5G网络、数据中心等多个领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一段时间以来,多个省份也密集推出了一系列“新基建”项目。这些项目的推出,推动了“新基建”概念的“走红”。

重要原因在于,“新基建”瞄准的是未来重要技术进步的领域,是推动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孕育着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而目前这些新动能发展所依托的基础设施仍然相对薄弱。

这并不是刘良第一次身涉传染病遗体解剖现场。“但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黄伟认为,以数据中心建设为例,数据中心既是“新基建”的重要组成,也是“新基建”发展的核心IT基础设施,对数字经济的腾飞起到底层支撑作用,“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许多地区的数据中心缺口将持续扩大。因此,加大在数据中心领域的基建投资,挖掘数字经济深度、延展数字经济长度,十分必要”。

“在‘新基建’过程中,要避免一哄而上,要考虑市场需求和本地发展实际,同时,还要根据财力和债务的承受情况循序渐进推进,避免形成新的地方债风险。”李佐军说。

可刘良仍然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资金压力加大。各地为何对投资“新基建”热情高涨?

“新基建”不是“强刺激”

“总的来看,推进‘新基建’,不仅有助于稳增长、稳就业,还能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促进新产业新领域发展,提升长期竞争力。”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分析,“新基建”的重点是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领域基建投资力度,这将有力支持结构转型和产业提升,促进新业态、新产业、新服务发展。

事实上,第七版诊疗方案在关于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治疗部分,与此前版本有了更加详实的补充。比如,针对有创机械通气,强调“根据气道分泌物情况,选择密闭式吸痰”,而这一表述与刘良解剖第一例新冠肺炎逝者遗体时发现肺部存在大量黏液,主张引流的观点一致。

3月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下称第七版诊疗方案),首次增加了“病理改变”内容。而这正是刘良和他的团队在过去55天奋战的结果。

“当时我们都不知道疫情这么严重。”根据官方通报,截至2020年1月10日24时,国家、省市专家组对收入医院观察、治疗的患者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实验室检测结果等进行综合研判,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

各省份近期陆续发布了今年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5G智能装备、人工智能等项目成为引领新一轮投资的亮点。例如,多个省份在各自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推进5G通信网络建设”列入2020年重点工作。

15日晚上10点左右,刘良和他的团队就到达金银潭医院做准备工作。进入解剖室前,金银潭医院感染科的工作人员专门来给我们培训如何进行防护,包括防护设备的穿戴顺序、穿戴规则等。

专家建议,在推进“新基建”过程中,要更加注重探索投融资机制创新,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参与的积极性。

万事俱备,刘良紧急安排待命的团队前往金银潭医院,医院方面专门腾出了一间负压洁净手术室当作解剖室。“只要能满足负压的条件就可以,目的是让病毒颗粒不要传到外边去。”

刘良教授法医病理学阅片

55天前的呼吁和等待

“就如同打仗之前要去前沿阵地侦查,不进行遗体解剖,我们就是在‘盲打’,不知道病毒在肺、肾脏、肠道等怎么分布的,也不知道该往哪个地方使劲。”刘良分析称,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器官学、组织学、细胞学的形态去判断。

1月7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法医病理学教研室主任任亮找到刘良,称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出现了一例死亡案例,应该通过尸检来进一步了解病毒。刘良和任亮都是法医领域的专家,他们认为,尸检是了解病毒原理最快捷的手段。

黄伟建议,在扩大“新基建”中,需要充分调动民营龙头企业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这些企业的专业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在政策层面,建议高度重视数据中心作为支撑新经济的核心基础设施作用,并在电力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充分考虑东西部资源需求和供给量差异进行科学布局;制定适应“新基建”的能耗审批和监控等政策。

刘良怎么也没想到,新冠肺炎逝者遗体解剖工作的破局会这么难。

“我们比临床医生的防护级别更高,手套和帽子都必须戴3层,护目镜外面还要加上防护屏,不能让身体的任何一丝缝隙能接触到外面的空气。”刘良告诉记者,当晚团队的3个人按照标准化程序做防护穿戴,耗时近1个小时。

“当时是春节假期,学校要放寒假,人员需要提前统筹,有三个男老师可以参与,其中两个男老师确定了要回家过年,当时想着交通也方便,有需要的时候再往武汉赶。”刘良向记者介绍,后来遇到封城,那两个老师也回不来,他只能找以前的学生来救急。

事实上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我国GDP总量已经逼近100万亿元,内需特别是消费对于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作用更加明显。如此庞大的经济总量,单靠投资拉动和刺激经济增长已经不切实际,还需要更多依靠消费的持续发力。

终于,在2月16日凌晨,第一例新冠肺炎逝者遗体解剖完成。截至目前,刘良方面已获得9例逝者的病理样本。

“终于等到你!”他激动地在社交媒体发文。

吃了闭门羹,刘良心里觉得遗憾,他在朋友圈里呼吁,希望尽早开展对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尸检。“朋友圈毕竟辐射面不广,当时很少人去关心这个事情。”

1月29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赵建平也对外呼吁,希望对死亡病例进行尸体解剖能为医学提供帮助。紧接着,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军军医大学病理研究所所长卞修武等国内病理学界人士也向相关部门提出,希望尽快进行新冠肺炎致死病例的遗体解剖。

“这几个条件很难同时满足。”刘良说,整个湖北都没有专门的负压解剖室,但必须防止解剖产生次生灾害,比如不能对空气、环境造成污染。另外,人员资质问题也没办法落地,新冠肺炎属于传染病,全国没有针对传染病解剖发放特殊的资质。

唐建伟告诉记者,传统基建投资主要是地方政府主导,而“新基建”的投资更多是市场与政府合力推动。随着民间投资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新基建”对于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也将远大于传统基建。

郑永华当即就答应了张定宇。“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俗,人死之后要保留全尸,这件事难度不小。”当天晚上,他便联合金银潭医院的两位主任一起说服了一名逝者家属,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经过多年发展,传统基建的边际效用和收益递减。而新型基建以技术创新为底色,既可短期创造就业和增长,也可促进结构转型升级,带动经济的中长期健康发展。”徐洪才说。

唐建伟建议,在“新基建”过程中,一方面要确保建立新机制、扩大新主体,规范基建项目融资行为,严控地方债务风险;另一方面,要确保基建投资新区域、新领域,不能大搞基建全面投资,避免形成新的产能过剩或者基建浪费。

1月23日,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武汉封城,恐慌情绪一度蔓延开来。身处郑州的刘良再也坐不住了,第二天他就向有关部门提出,一定要对新冠肺炎逝者遗体进行解剖工作。“不做遗体解剖,整个病变完全不清楚,临床治疗很难有明确的针对性。”

根据相关机构测算,2020年,我国5G投资规模将近3000亿元、特高压投资规模超600亿元、轨道交通投资规模在5000亿元左右、充电桩投资规模100亿元、数据中心投资规模约1000亿元、人工智能投资规模约350亿元。

“这个事情必须要有人去做,遗体解剖能提供一套完整的病理学资料,对发病机制、器官损害等都会有确切判断,临床治疗上也会有借鉴。”刘良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

更重要的是,“新基建”领域的投资刚刚“破题”,未来仍然蕴藏着巨大的拓展空间。有业内人士担心,“新基建”是不是“强刺激”?

科研人员对新冠病毒的认知仍在突破中,刘良说,“我时刻做好准备”。

徐洪才建议,政府规划“新基建”项目,必须要尊重经济规律,遵循“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鼓励不同主体运用市场机制,灵活性地开展多种形式合作,探索团队融合、产品融合、文化融合,在经营机制上进行创新探索。

李佐军告诉记者,受国内外复杂因素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在加大。发挥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不可能再用过去依靠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办法,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和举措。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经济要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壮大新兴产业,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离不开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强力支撑。这也是中央和地方加快部署“新基建”的重要原因。

“我有几个学生在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他们要值班,学校和司法鉴定中心两队人马凑到一起,临时组建了一个团队。”刘良说,只要政策空间允许,他一直处于“待命”状态。

近一段时间以来,“新基建”备受资本市场热捧。事实上,中央对于“新基建”的谋划布局早已展开。

刘良迅速向武汉市卫健委提出解剖申请,并通过医院联系逝者家属,希望征得同意。

2003年非典时期,刘良和团队一起进行了一例疑似非典患者的遗体解剖。“当时包括北京、上海、广州都已经做过这方面工作,我们知道解剖的风险有多大,并且解剖的案例在临床上还没有确诊,我们是做完后把肺组织拿去检测,发现有病毒颗粒,这才确诊的。”刘良说,这一次做的事情是别人没有做过的,遗体打开后病毒浓度有多高?团队的人感染了怎么办?他的心里都没底。

截至2月15日,新冠肺炎致死病例已超1500例,因为尸检缺位,无法明确该病发生、发展与转归的客观规律。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法第46条规定,为了查找传染病病因,医疗机构在必要时,可以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对传染病病人遗体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遗体进行解剖查验,并应当告知死者家属。张定宇嘱咐郑永华,要动员临床死亡患者的家属,积极配合国家医疗机构,开展尸检工作。

“过去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机场等领域,这些投资规模大、周期长,短期刺激作用明显,但是投资回报相对慢一些。而‘新基建’与高新技术发展紧密相连,是发展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创造与满足新需求的重要保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

另一方面,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抢救也一度令人感到无奈。同济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周宁表示,CRRT(连续肾脏替代疗法)、ECMO(人工膜肺)等脏器替代医疗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但此前用于重症患者,往往难以挽救他们的生命,如果能了解发病机制,或许有进一步细化的治疗方案。

刘良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原法医学系主任、湖北省司法鉴定协会会长。早在1月7日出现第一例因新冠肺炎死亡案例时,他就联系武汉市卫健委,希望做遗体解剖了解病理改变,无奈未得到家属同意。1月22日,他再次提出解剖诉求,但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